关于中美跨境投资，近年来风投界大都围绕着技术创新型投资大作文章。2017年，面对着技术资产估值泡沫和美国政策环境调整的双重风险带来的压力，资深跨境投资人刘勇认为除了技术型投资，中美跨境投资将出现新的方向。
来自硅谷老牌风险投资机构美国中经合集团的合伙人刘勇博士，其本人在跨境投资领域资历颇深，曾主导联想集团、百度的海外投资并购，并担任过联想之星、赛伯乐等多家投资机构的硅谷投资顾问。作为美元VC，中经合推进中美跨境投资已有20余年的时间。
近期，刘勇针对中美跨境投资的前世今生及未来发展趋势、中美创投环境和创业者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以下是整理的问答实录。
当我们谈到跨境投资，好像大都是围绕技术创新型的投资？能简单谈一下这类投资是怎么火起来的？
刘勇：从2010年到现在，我其实见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美跨境技术投资趋势的转变。
2010年那会儿帮联想做并购的时候，中资企业境外投资还比较少。那时候美国公司总体是比较有偏见的，考虑到技术剽窃和IP侵权等风险，很少有技术公司愿意与中国投资机构和中资企业打交道。当时联想集团是少数在硅谷积极进行投资并购的中国跨国企业。
到了2013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通过投资并购来获取新的产品技术以及新的市场机会。比较典型的就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硅谷大肆投资。腾讯收购、投资了很多游戏相关公司，阿里巴巴则进行了非常多样化的投资，遍布很多TMT领域。
到了2014年，一些国内上市公司，尤其是市值在一、两百亿左右的创业板科技公司开始出海做技术并购。15年下半年到16年，大量的非上市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人也开始出海做早期投资，侧重种子、Pre-A甚至少量A轮项目，很多华人为主的基金开始在硅谷出现。
15到16年，在硅谷拿到天使投资、种子投资的公司数量一直在增长，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就是海外跨境资本的进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中国投资者贡献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跨境技术投资发展最蓬勃的时候。
跨境到美国进行技术型投资的热度一直持续到2016年上半年，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开始，热度开始减退，但是中国投资者在硅谷的投资的总量还是很大的。
形成这种跨境投资，尤其是以技术型投资为主的跨境投资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从硅谷整个创投创业大环境的发展周期来看，2015年算是一个时间节点。
2015年之前，硅谷的商业模式创新要多过技术创新，而之后技术型创业公司开始推动整个硅谷的创投行业发展并产生了诸多热点。
与大家之前的理解不同，其实在硅谷，一直以来大多数拿到投资的创业公司凭借的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创新。商业创新或者产品创新在最根本的技术层面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有的只是成熟技术应用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
比如说像Facebook的社交网络模式，并不是以技术创新来驱动的，根本上还是一种迎合了市场需求的新型商业模式。
包括刚上市的Snapchat，你也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创新现在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达到大规模上市这个爆发点还需要几年时间。
但是从早期创投的角度来看，技术驱动的创业公司和相关投资过去两年已经开始大量出现。这其中有几个热点，包括从2015年到2016年我们一直谈的VR／AR、无人机、电动车、AI人工智能，包括从AI衍生出来的SLAM、图像识别、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
第二个原因就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双创”大潮。
记得去年底看到一个统计数字，现在国内从省市园区到各类科技创新扶持机构和基金，累计沉淀的引导性资金已经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么大的资金量势必要推动中国的创业创投领域，尤其是技术型创业公司的发展。
而这些钱里有相当一部分流到了美国的硅谷、波士顿和以色列，投进了当地的技术创新项目，并将这些项目和技术引回国内。这部分资金的大量流出也构成了跨境投资里推动技术创新型投资的另外一个动力。
跨境投资的热度到2017还将延续吗？
刘勇：因为做跨境投资的关系，2016年里我三分之二在硅谷，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内帮助美国被投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寻找国内的战略投资人。
这期间，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也就是从15年下半年开始到16年，很多创业公司开始偏爱人民币投资了。除了新三板的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技术型创业公司在国内融资拿到的估值要远远高于硅谷能够给出的估值。
比如一个在硅谷天使轮融资获得700万美元估值的公司，在国内可以获得2000万美元或者等值人民币的估值。也就是说早在一年前，国内技术型创业公司的资产溢价已经接近3倍了。这一点促成了大量在Google、Facebook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任职的华人工程师纷纷回国创业以及寻找融资。
到2017年底，预计中美两地技术型创业公司的投资溢价比例还会继续攀升。原因是，从现阶段来看，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人民币往外走的难度在加大，整个宏观环境对人民币对外投资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那么之前提到的那些上万亿沉淀在国内技术投资领域里的资金，就势必要推高国内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资产价格。
而与硅谷比，国内现阶段高质量的技术型创业公司数量还是相对有限，这会间接造成两地估值差距加大，客观上形成一个稳定的套利空间，吸引更多来自硅谷的顶尖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回国创业。
跨境技术投资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方向是把国内的钱拿到美国投资科技资产，另一个方向则是把美国的高科技项目和创业者带回国内落地，后者在过去一年来不断升温，在2017年将会更加热。
跨境投资领域除了技术型投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领域吗？
刘勇：其实当我们谈到跨境风险投资，技术型投资只是其中的一类，而另一个与之同等重要的类别就是消费与服务型投资。这类投资其实存在非常多的跨境机会，但却处在目前大部分跨境投资者的盲区。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技术型创业公司，大多是B2B2C模式，中间多的这个B就是帮助创业公司实现技术采纳、对接市场的大企业。比如国内做人脸识别的旷视科技，就是通过阿里巴巴的手机银行产品将自己的人脸识别算法提供给普通用户使用。如果没有阿里巴巴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到自己现有的产品，普通用户不会直接购买和使用这项技术。
而另一类与消费或企业服务直接相关的公司，其商业模式就省略了中间的链条，直接是B2C或者B2B。比较典型的就是跨境电商和广告投放业务，把中国产品卖到美国，或者将美国产品销往中国，再或者帮助中国企业出海。
举个例子，全世界的手游产品80%出自中国的开发商，而这些手游怎么出海呢？其实就有这么一类公司专门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去年就投过这样一家公司，专门帮助国内游戏、内容以及电商公司在Facebook这样的海外平台上投放广告、获取用户，帮助其业务出海。做这样跨境服务的公司其实很容易获得成功，因为其实际上就是借了一个大势，即中企出海，同时自己也能从中获得利润和好处。这一类的公司在2017年的机会也会非常多。
另外从跨境角度来看还有其它一些商业模式创新值得关注，比如最近国内非常火的短视频、内容电商和共享单车，都存在对标的跨境投资机会。
目前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华人大概400多万，其中包括100万留学生，加上每年到美国商务出差、旅游的中国公民则有上千万。这个人群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部分都会使用微信、微博等国内流行的社交工具平台。以这些平台为土壤发展起来的短视频和内容电商在我看来就有很好的跨境投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同时属于中美两国市场。
比如崛起中的海外华人时尚博主可以把欧美最新时尚潮流引入国内市场，取代之前国内网红群体对时尚电商领域的垄断。再比如跨境零食电商平台，最早把亚洲零食卖给美国华人留学生群体，后来渐渐扩散到美国人自己也纷纷去买。我在这些领域看到了大量跨境投资的机会，也在着手布局。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消费或服务型的公司，其对应的市场非常可观，短期内的退出机会和变现能力不亚于纯技术型投资。所以我建议投资界同仁，不论在国内还是在硅谷做跨境，2017年可以适当将部分注意力转向这一类型公司，来对冲技术型公司估值泡沫带来的风险。
我们常听到2016年是美元VC的“资本寒冬”这一说法，作为美元VC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刘勇：技术型创业公司有个特点，它在前期是要持续投入的，一轮融资“烧”完后很快又需要下一轮融资。从16年初开始，硅谷的投资机构变得比较谨慎，更看重创业公司对烧钱速度的控制和预计的营收产生时间，而这种趋势对于烧钱型的技术创业公司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但要看到，这种谨慎并不代表VC手里没钱，2016年其实硅谷的主流美元基金募集了很多钱，但是放在手里并不急于去投资。这在我看来其实是个好事，就是把15年科技投资过热产生的泡沫挤一挤。15年天使和Pre-A轮投资项目的数量远超之前，当这个数量增长降下来，市场会变得稳健而大家都会获益。
所以美元VC的所谓“寒冬”表现是一种正常的周期性反应。而实际上，2016年美元VC的投资额比2015年来看还是只多不少的，只是投资案例数量在减少。资金更趋向于向少数的优质创业公司集中，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优胜劣汰过程。
2017年的美元VC市场，从投资额到投资案例来说，应该会比2016年有一些增长。国内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创投领域内的流动性与优质项目数量之比要比美国市场大很多，而优秀的，有一定技术创新优势的创业公司还相对较少。这样子的市场实际上是更有利于创业公司的，也会吸引更多海外技术人才回国创业。
您怎么看跨境天使投资与VC机构的关系？
刘勇：天使投资人与专业VC机构的主要区别在于职业性。至少在硅谷，天使投资人传统上指那些用自有资金投资、扶持早期创业公司的人群，更多出于爱好而非职业要求，也不以投资回报为主要收入来源，而VC机构则是职业资金管理者，需要用募来的钱进行投资并谋求高额回报。这一根本性的区别决定了天使投资人与VC的投资思路完全不同。
最近两年我在硅谷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新的天使投资人在各种场合上来就说自己一年投了多少个项目，而不谈自己投资组合的收益。
其实作为专业VC，投资成功与否，衡量的主要就是IRR、DPI和TVPI这些指标，而这些也是美国大型母基金选择VC机构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用通俗的话说，往外砸钱谁都能做，但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实现稳定的高收益。
其实现在的跨境投资市场里，大量天使投资人、VC机构、国内企业甚至各级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都已入局，接下来的几年应该就是检验这些投资成功与否的时候，要看这些早期投资能否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成功退出，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被投企业有了被并购或上市的压力。
2017年相信对于优秀的技术型创业公司来说，在美国和国内都有很多退出机会。硅谷的企业级服务领域历来就是创业公司的并购天堂，每年贡献大约一半的创投退出案例。而近年来崛起的优秀华人技术团队，尤其在AI和自动驾驶这类热点领域，未来一两年被国内大企业收购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未来几年，一些技术，比如AI很可能变成一种基础性资源和能力，获取它们将成为一种广泛的需求，这些需求来自于比如银行、能源、制造等传统行业。
而在自动驾驶方面，像北汽或是上汽，与自主研发相比，去硅谷收购一个具有相关技术、产品和IP的团队，也能更快推进自身的研发进度，规避竞争风险。
作为在跨境中美投资领域的资深投资人，在您看来，中国的创业者和硅谷的创业者有什么区别？
刘勇：做了6、7年跨境投资，几乎每个月都在中美两地跑，确实看到了两边的创业者很多区别，这里我重点讲一下硅谷华人创业者与国内创业者的区别。
硅谷华人创业者背景非常相似，不论教育背景、专业选择还是从业经历。他们大都毕业于计算机或电子工程专业，创业前都在Facebook、Google这类硅谷大型科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这种“同质化”对于投资人来说倒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可以系统性发现这类高潜技术创业人才。
比如有AI和深度学习技术背景的华人在硅谷非常多，即便分散在各个大公司里，彼此联系也都很紧密，能够被快速挖掘，投资人对其进行尽职调查也比较容易。但是这类人群在创业方面有些患得患失，不太容易放弃大公司优厚的待遇，也有家庭的考虑。
与此相比，国内创业者背景多样化，可能来自各个行业，创业机会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些具有理工科、商科、文科背景和丰富行业经历的优秀人才聚到一起，经常能产生聚变效应，所以国内的创业圈呈现出来的是非常多样化的生态，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反而与美国主流创业圈是类似的。
硅谷华人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环境，也使他们在一些热门技术领域，比如无人机、无人驾驶和人工智能等拥有比国内相关领域创业者更多的优势。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硅谷华人技术型人才加速回流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两地创业者技术水平上的差别在迅速减小。
在美国还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那就是针对北美华人市场的创业公司正在崛起。传统上看这个市场相对国内和美国主流市场体量是很小的，但是因为现在跨境投资出现了新的机会，比如前面提到的内容电商和粉丝经济的变现，带来转化率数量级别的提高，把原先VC完全不会考虑的商业模式变成了新的蓝海。
而在这些新兴跨境领域，至少在美国这边的竞争还是很少的，是一个布局的机会。相信未来几年硅谷的创业者的背景和业务切入点都会开始多样化，会更趋近于国内和美国主流创业群体的特征。
给跨境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建议
对于想要进行跨境融资的项目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吗？
刘勇：需要回国融资的硅谷创业公司，可以先接触一下有跨境资源的硅谷投资机构。尤其对于技术性创业公司来说，重点要看的是这些投资机构有没有能力帮你构建B2B2C这个闭环，至于公司注册、办公场地这些都相对次要。
对于投资人的建议呢？
刘勇：前面已经提了一些建议，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来自中国的资金，尤其是与国企和政府关联的大量资金正在快速进入硅谷的敏感技术领域，包括AI、自动驾驶、航空航天和传感器技术等等。不排除将来美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中资对这些技术性公司的股权投资。
跨境投资的成功受中美两国关系影响很大，投资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政策敏感性，要跟美国主流政商界保持接触，提前预警。
此外，2017年开始硅谷华人科技人才回流速度会加大，我预感到一种新的跨境投资模式将会成为主流，那就是人民币项目在硅谷发现、国内落地并完成投资。跨境投资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与时俱进，而非人云亦云。真正赚到钱的，在任何行业内都是绝对少数。
